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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10/16 21:14:50 [只看该作者]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太宗这活绝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孜孜不倦以求的,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殿向侍臣夸耀自己的功绩超过古帝王,并归因于自己与古帝王有五个不同:“自古帝王多疾胜已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随即问曾任起居郎的褚遂良:“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褚遂良回答:“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兴,盖谦谦之志耳。”起居郎是专职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按规定,帝王是不能过问起居郎记载了哪些言行,是如何记载的,也无权阅览起居录的,所以尽管太宗很想知道史官是如何写他的,尽管太宗希望史官能为他歌功颂德,但褚遂良没有正面回答而且无法正面回答皇帝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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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情,褚遂良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据《唐会要·史馆杂录上》记载:“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观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谓遂良曰:‘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一则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朕虽每日兢惧,终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铁勒诸蕃归国,谓群臣曰:‘吾知劳逸不同者有二:铁勒解辫归国,去危就安边,夷无事,岂不逸乐;而穷发之地,尽为齐民,古昔已来,书史不载,今日起居,记朕功业,亦为劬劳。’”可见,唐太宗李世民很在意自己在史书中的形象,不但不顾群臣一次次的进谏、一次次的抗旨,强令史官给他阅览禁止帝王观看的起居录,而且还多次对史官下达指示:“不书吾恶”,“记朕功业”,尤其是明确要求史官修改国史中有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玄武门事变)的记载,改削史官隐晦曲折吞吞吐吐的叙述,旗帜鲜明地直书六月四日事乃效周公、安社稷、利万人之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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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并非全由史官笔书的,而是由百姓根据当事者的言行来记录的,正如刘洎所言,“天下之人皆记之矣。”所以尽管史臣在太宗皇帝的淫威下,不得不把《起居录》改削成《实录》,但后世对六月四日事还是不怎么予认可。《旧唐书·太宗本纪》出于对古帝王的尊重,不得不为其辩解:“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硃,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然后笔锋一转,认为唐太宗李世民如欲与周武王姬发、周成王姬通、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相比,则功亏一篑:“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新唐书·太宗本纪》在肯定太宗功绩,把他与商汤、周武及西周成王、康王相比时,也多有贬词:“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七》对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更是直言评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岂止司马光,北宋程颐也说:“唐太宗,后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识其恶,至如杀兄取位。若以功业言,不过只做得个功臣,岂可夺元良之位?” (《二程遗书》卷第十七)“唐之纲纪,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钢者,自太宗始也。”“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钢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便篡。肃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二程遗书》卷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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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四日事,确实被子孙效法,不仅仅中宗、明皇、肃宗、代宗之传继,仅太宗在位的贞观十七年一年中,《资治通鉴》就有高祖第七子太宗异母弟汉王元昌以及太宗嫡长子太子承乾、第四子魏王泰、第五子齐王祐等政变、夺嫡等事的记载:“魏王泰多艺能,有宠于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太子畏其逼,遣人诈为泰府典签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恶,敕捕之,不获。”“汉王元昌亦劝太子反,且曰:‘比见上侧有美人,善弹琵琶,事成,愿以垂赐。’太子许之。”“太子闻齐王祐反于齐州,谓纥干承基等曰:‘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最终,太子承乾被废,齐王祐被贬为庶人,魏王泰被幽禁于北苑,汉王元昌赐自尽。晋王治立为太子,即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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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登上九五之尊后,纳其父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为妃,后又立为后。按辈分论说,武则天是李治的后妈,立后妈为自己的嫔妃、皇后显然是乱伦的行为。汉王元昌曾要求太子承乾事成后将唐太宗身边的美女赐给他。如果事成,汉王真的得到其兄身边的美女,岂不也是乱伦?还有,唐明皇把儿媳杨玉环立为自己的贵妃也是乱伦。凡此种种,如程颐所说,“三钢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六月四日事,秦王李世民诛杀其弟齐王李元吉,后又纳齐王妃杨氏,生了曹王明。据《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记载:“丁酉,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巢剌王即李元吉。李元吉死后谥刺,后又追封巢王。辰嬴秦穆公之女,先嫁晋怀公(晋文公重耳的侄子),后又嫁晋文公重耳,由于先后嫁给侄叔二人,给晋室增添了不少麻烦。要不是魏征以辰嬴为例劝谏太宗,弟媳巢王妃还差点被立为皇后。最终,太宗以自己的亲生子曹王明为元吉承续香火。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中,隐太子建成、巢王元吉的儿子被唐太宗杀尽,没有留下后嗣。太宗纳巢妃生曹王,南宋杨简称之为巢妃之秽,《慈湖先生遗书·家记十》中对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的评论说:“巢妃之秽,三臣者熟视莫敢言。魏虽言之,仅使勿后。使言而不听则何不去?至此而犹不去也。夫是以太宗不亲享太庙而不言也;幸九成避暑不念太安之在暑而不谏也;与驺子倡人比肩于朝行而不知耻也。三臣者殆欲为乡原而又不及焉者也。而俗儒之论,每概称其贤,吾恐奸乱之祸接迹于来世未已也。”魏征等良臣,居然对太宗纳弟媳为妃,不亲自祭太庙,自己去九成宫避暑却不顾父亲在大安宫独自忍受酷暑,封乐工车夫为官与士大夫比肩于朝等事项都不敢进谏。但也有敢谏的其他官员,《资治通鉴·唐纪十》:“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东宫在宫城之中,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馀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京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今行计已成,不可复止,愿速示返期,以解众惑。又,王长通、白明达皆乐工,韦槃提、斛斯正止能调马,纵使技能出众,正可赉之金帛,岂得超授官爵,鸣玉曳履,与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上深纳之。”六月四日事后,高祖逊位,贞观三年,移居大安宫。从监察御史马周的进谏可知李渊晚年的生活何等冷落。而房、杜、魏三位良相则被杨简贬斥成连乡愿都不如。《论语·阳货》:“子曰:‘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也认为,乡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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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简不但对巢妃之秽,而且对唐太宗君臣沆瀣一气搞阴谋,发动六月四日事予以毫不留情的指责。《慈湖先生遗书·家记十》:“史论有唐盛时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贤名,特著及考本末。玄龄乃首发乱谋,如晦赞决。建成、元吉谋害太宗,元吉秘计又将并除建成。社稷倾危,民将涂炭,此固可诛也。然惟天吏则可以诛之,秦王安得而诛之?玄龄首谋,借周公以文其奸。其辞则周公也,其情则非周公也。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周公固如是,平行不义、杀不辜,其谆谆号于天下则曰义师也,天下之人心则未服其为义也。”慈湖先生用晋阳宫人侍寝高祖的事例,揭露了唐太宗善于搞阴谋的嘴脸。那是隋炀帝大业十三年的事情,《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有记载。《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李世民为了促使其父起兵造反,设下晋阳宫人侍寝的圈套,使李渊无意之中犯下死罪,不得不起兵反隋。杨简质问:如果周公也干了李世民那类事又谆谆号于天下自称义师,谁会信他?观看史书对六月四日事的记载,会发现不少疑问。《资治通鉴·唐纪七》:武德九年六月己未,“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此事《新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也有记载。既然前一天李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等事,唐高祖李渊报曰“明当鞫问”,那么第二天李世民为何急于伏杀进宫接受鞫问的建成、元吉?《新唐书·高祖诸子列传》还有这样的记载:“秦王尝从帝幸元吉第,伏护军宇文宝寝内,将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於我何害?’”不但李元吉,魏征也屡次劝建成早除李世民,这在《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都有记载,如《资治通鉴·唐纪七》:“初,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征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资治通鉴》虽未列入二十四史,却长期被做为皇帝历史课本使用,不但宋朝,就是明朝,张居正给皇帝上历史课用的也是《资治通鉴》,所以绝不是什么稗官野史。这些正史的零散记录岂不与建成谋害秦王之说相矛盾?所以司马光说:“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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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六月四日事披上合法的外衣,唐太宗祭起了周公的旗子,说什么“昔周公诛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指令史官按照其钦定的所谓效周公之迹、安国利民之基调改削国史;当年房玄龄也曾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勤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资治通鉴·唐纪七》)针对他们打着周公之迹的旗子,杨简也以周公无此类丑事驳之:“玄龄首劝太宗用周公之迹以文其利心,而如晦赞之决又使太宗不自以为耻,欲史氏明书之以比于周公。呜呼!痛哉!周公岂诈为隋帝诏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二十至五十悉为兵伐辽,以激民思乱之心者也?周公岂乱巢氏而生曹王者也?彼君臣之微情相与为奸利,又相与勤施宽利之政以惠百姓,以干其誉,以欺一世。故人咸以为太宗为贤君,房杜为良相。一君二臣非无孝善者,而总名之曰贤曰良,则未可也。以太宗为贤君,是教后世之君为悖为逆为奸乱而文饰之也;以房杜为良相,是教后世之臣为悖为逆为奸乱而文饰之也。痛哉!吾惧君不得为君,臣不得为臣,父不得为父,子不得为子,兄不得为兄,弟不得为弟,夫不得为夫,妇不得为妇:天下之乱无时而已也!”为(伪)隋帝诏之事,见《资治通鉴·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炀帝大业十三年)“刘文静谓裴寂曰:‘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何不早劝唐公举兵,而推迁不已!且公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尔,何误唐公也!’寂甚惧,屡趣渊起兵。渊乃使文静诈为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岁暮集涿郡,击高丽,由是人情恟恟,思乱者益众。”先伪造炀帝诏书抓壮丁,以激起民愤,然后自己顺势出来解救倒悬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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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又是一面怎样的镜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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