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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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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7/10 22:16:26 [只看该作者]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比喻,出自《左传·僖公十四年》:“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授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这个历史事件,《国语·晋语三》也有记载:“晋饥,乞籴于秦。丕豹曰:‘晋君无礼于君,众莫不知。往年有难,今又荐饥。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籴!’公曰:‘寡人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国家代有。补乏荐饥,道也,不可以废道于天下。’……秦饥,公令河上输之粟。虢射曰:‘弗予赂地而予之籴,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若勿予。’公曰:‘然。’庆郑曰:‘不可。已赖其地,而又爱其实,忘善而背德,虽我必击之。弗予,必击我。’公曰:‘非郑之所知也。’遂不予。”晋惠公以赂地为条件,在秦国的帮助下即位,即位后违背了赂地给秦的诺言。遇到灾荒时又有求助于秦,众人认为晋背信弃义,不但不能援助,还应该趁机讨伐。秦王力排众言,认为国君的过错不应由百姓来承担,提供粮食给晋国。后秦国遇上饥荒向晋国求助,虢射以皮比喻诚信,以小惠比喻毛,认为既然失去了皮,就没有必要求毛了,索性背信弃义到底,不援助秦国。这或多或少给人以无赖腔的感觉。而大夫庆郑则认为立国应以诚信为本,不能失信于邻邦不能失信于民,“背施幸灾,民所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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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7/10 22:17:21 [只看该作者]

首次以皮毛来比喻民与国的关系的典故是刘向的《新序·杂事》:“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魏文侯把民比做皮,认为民为国之本,“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民为本,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占有正统的地位。《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本固邦宁。”《淮南子·泰族训》:“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孟子更是直言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吕氏春秋·务本》:“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宗庙和社稷都是国家的象征,经步步推演,最终还是民为本,政府的职责在于治民。对此,《管子·霸形》说得比较详细:“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明确指出,齐国的民众是齐国之本;治民的关键是顺应民心。所以《吕氏春秋·顺民》:“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称。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荀子·王制》:“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唯有顺民心才能成君王的功名,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都强调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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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以君为本的,如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崇祯在“奏疏上用朱笔批‘留中’二字,扔向一旁,心中叹息说:‘唉,你们这班皇亲国戚、勋旧世家,真是糊涂!你们的富贵自何而来?倘若朕的江山不保,你们不是也跟着家破人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李自成》是小说,而且是现代作家写的小说,然而,小说中崇祯的叹息却真实地刻画了古今不少人的想法:国为民之本,而且国即是朕,朕即是国。因此,虽说国是民之本,其背后则是君为民之本。这种思想自古以来绵绵不绝,如文天祥陆修夫的抗元就是一个实例。由于国不可无君,君即国,文天祥陆修夫退到福州后立年仅七岁的赵昰为帝,由于元军的追袭,不得不带着瑞帝东躲西藏,以至于这个还是小孩子的皇上因惊吓得病,在九岁时死去。瑞帝驾崩后又立年仅六岁的赵昺为帝,第二年兵败,这个还不懂事的年仅七岁的皇帝被陆修夫抱着跳海,结算了短暂的生命。回顾这段历史,是多么的残酷啊。皇帝没了,赵宋也完结了,原先坚贞不屈的文天祥也改变了态度,面对劝降,说:“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宋史·文天祥传》)表示亡国之臣不宜为官,但以道士的身份做顾问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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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以人为本,强调国为民之本,源自专制的需要,用以愚民役民,以满足推行专制制度甚至法西斯独裁的需要。所以,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大肆鼓吹“大河有水小河满”。众所周知,大河之水来自涓涓细流,大河是由众多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没有涓涓细流,何来涛涛大河。待烈日当空,源头干涸,细流见底之时,大河的水也不多了,甚至也随之干涸了,岂能给小河以满水?也就是在大肆鼓吹“大河有水小河满”的文革期间,许多家庭因政治运动,或因斗争,或因上山下乡而离散,民不聊生,何见“大河有水小河满”,唯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个人勤劳脱贫。民穷,国家富强也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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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河有水小河满”异曲同工的名句或许是西汉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汉书·霍去病传》原句是“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并非现在流传的“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至于当时汉室与匈奴的边衅,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当时,包括武帝继位初,边境基本无大寇,长城下双方贸易往来,和平相处。但至元光二年,武帝采用王恢建议,“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国将军以伏单于。……自是后,凶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自此,开始了对匈奴的一次又一次的出击。汉朝匈奴的兵衅,是因武帝的穷兵黩武所致,如果守边抗击匈奴的入侵,是理所应当的,但深入千里,把匈奴赶出他们的家园,“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捷首虏三万二百”,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些战争,导致国库空虚,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安宁,得不偿失。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初,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汉书·食货志》也有记载,战前自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败不可食。”经武帝的一次次征战,“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唐太宗时的宰相马周,曾评说汉武帝“孝武皇帝虽然穷奢极侈,但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则天下必不能全。”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积储,武帝的穷奢极侈势必导致汉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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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匈奴传》“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说的两将是卫青和霍去病。卫青是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是卫子夫的外甥,也是卫青的外甥。卫、霍二将都是武帝外戚。所以,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下篇·汉武帝的内政外交》中说:“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至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也极浪费。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关于霍去病,《汉书·霍去病》有如下记载:“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他的战功,靠的是勇气和运气,还有国力。那么武帝为何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椒房之亲呢?貮师将军李广利可以为此做注脚。《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太初元年》记载,由于大宛国有宝马,不肯给中国,于是武帝决定用武力征服。在谋划决策时,“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可尽虏矣。’天子尝使浞野侯以七百骑虏楼兰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对此,司马光的评语说:“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由于高祖定下没有功劳不得封侯的规矩,武帝为了讨好后宫宠姬,就让外戚李广利带领数万人去攻打仅三千人用弓箭就可打下的弱国大宛。大宛兵弱,匈奴的兵力可强了,所以武帝征战匈奴时把最精良的军队配置给椒房之亲,把较弱的军队配置给宿将,让他们一起攻打匈奴,这样一来,椒房之亲自然战功显赫,可以拜将封侯了。《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元狩二年》:“是时,诸宿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票骑,票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而诸宿将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矣。”票通骠,票骑即骠骑霍去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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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下篇·汉武帝的内政外交》中说:“推动雄才大略之主,向外开拓的,有两种动机:其一,可说代表国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趋势,又一则为君主个人野心。”就汉武帝而言,看来还有第三种动机,即籍战争扶植外戚的势力。就开拓而言,匈奴原居住在河套地区,随着秦国的壮大,家乡不断被蚕食,被逐渐往北挤,最终被秦始皇赶过黄河,迁徙到塞北,秦末趁乱又回迁塞内,至文景之时,才又以长城为界。汉初,塞外诸国,尽依附匈奴,汉与匈奴形成了南北二大国的格局。《汉书·匈奴传》记载,文帝时,匈奴单于致书给文帝云;“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后元二年,文帝致书匈奴单于:“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所以就开拓疆土而言,早在文帝时已完成。由于诚如《汉书·匈奴传》所说,“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所以武帝对匈奴的征讨仅在于驱赶,迫使归附于匈奴的塞外诸国归顺汉朝,以获得西域诸国的朝贡。屡屡出使西域,也是出于这个扩张的目的,不是扩张领土而是扩张势力。《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元狩元年》:“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骞言为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不归顺朝贡的,则征讨之。且翻开《资治通鉴·汉纪·太初三年》,看看汉武帝的椒房之亲是如何攻克据说三千强弩就可攻下的弱国大宛的。“天子业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馀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卫酒泉,而发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适为兵;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声势浩大,诚可谓倾巢出动。终于西域咸服,如愿以偿。对于这次的战绩,《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太初四年》有如下总结:“自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春,贰师将军来至京师。贰师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军还,入马千馀匹。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数万人马出征,凯旋者仅“入马千余匹”。这就是所谓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其中不少死亡(物故,死后无灵魂,如物)者并非死于战场,而是死于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不爱惜士卒,在汉军中并不罕见,如《汉书·霍去病传》:“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躢鞠也。事多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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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揭示了一个道理:国不宁则居(家)不安。但这并非说家以国为本,国是由无数的家组成的,没有做为国的细胞的家,也就无所谓国。国不宁则无家,其实也揭示了另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国家的职责是保护家保护公民,而不是可以任意奴役公民任意侵犯公民侵犯公民家庭权益的私器。美国的《独立宣言》在列举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这三项天赋人权后,明确指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对于国家(包括君主)的产生和职责,中国古代也多有论述。《管子·君臣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国家是为了规范人间关系而建立的,其基本职责就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赏罚手段维持社会秩序。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也在《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所论述的虽然是君,但由于君是国家最高领导,实际上君的产生和君的职责也就是国的产生和国的职责,国君与国的职责都是使天下受其利释其害。无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是中国的《管子》、《原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国是工具,是人的工具,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国不是本体,因而谈不上民以国为本,家以国为本。也正因为国不是本体,所以国不是永恒的。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述,氏族公社时期,人类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如果人以国为本,那么没有私有制的原始社会及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岂不没有了本?其实,恩格斯也认为国家是工具,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工具,不是本体。本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是永恒的。既然国是工具,那么在国与民的关系中,显然是民为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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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揭示了二个道理,所以在大敌当前之时,如抗战时的日寇入侵,很有必要发扬这种精神。但如果像武帝、骠骑将军那样,没有敌人入境,却高喊“匈奴未灭,无以家为”,驱使百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边境数千里保家卫国,那就有问题了。汉武帝的历史评价近于秦始皇,好在他晚年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没有继续穷兵黩武,所以没有与秦始皇并立。如,虞世南:“方於始皇,则为优矣。至於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馀而德不足。”司马贞:“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司马光:“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朱熹:“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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