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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秦相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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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相岳将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5/22 20:02:31 [只看该作者]

文革初,读《容斋随笔》,三笔卷四《祸福有命》:“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俾者,恃告讦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州,张渊道以《张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与早先的印象不同,洪容斋对秦桧的评语并不说他是陷害岳飞的汉奸卖国贼,而说秦氏是颛国得志,厉刑辟,兴冤狱的大奸臣。二者有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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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5/22 20:03:27 [只看该作者]

容斋的评语仅说秦桧是奸臣贼子,并非一家之言,而是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朱熹《戊午谠议序》:“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秦桧倡和议以误国,挟虏势以邀君,终使彝伦斁坏,遗亲后君,此其罪之大者。”“又云:‘秦会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错。’或问:‘他何故不就攻战上做?’曰:‘他是见得这一边难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向亦不决为战讨计。’”“秦桧己亥年冬死。未死前一二年间,作一二件无状底事,起狱断送士大夫之类。近死两年,朝不保暮,日日起狱,凶焰张大可畏。”“窃意秦老只是要兵柄入手,此事做未成。若兵柄在手,后来必大段作怪。”朱熹认为秦桧之通天大罪,在于利用外患以要君,至于倡和议以误国,是秉承高宗的旨意。误国与卖国并非同一概念,所以未必是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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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5/22 20:04:26 [只看该作者]

奸细之说,流传已久,南宋就有。被掳至金国而得以举家归宋,而同时被掳去的他人却依然被拘于金,确令人置疑,但缺乏证据。《宋史·秦桧传》:绍兴二年:“颐浩自江上还,谋逐桧,有教以引朱胜非为助者。黄龟年始劾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至比桧为莽、卓。八月,桧罢,乃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二年秦桧政敌借助朱胜非攻击秦桧,使其罢相的罪名并无奸细之说,仅把秦桧比做曹操董卓。而称秦桧系奸细恰恰源自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可见说秦桧是奸细是站不住脚的,否则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致命的一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秦桧日后又重获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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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5/22 20:05:27 [只看该作者]

脱脱在《宋史·秦桧传》中对秦桧的评语是:“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桧立久任之说,士淹滞失职,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 王夫之《宋论》:“秦桧者,其机深,其力鸷,其情不可测,其愿欲日进而无所讫止。故以俘虏之余,而驾耆旧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众论之公,唯所诛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近代的梁启超《李鸿章传》:“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都把秦桧列为奸臣而非奸细,认为如果秦桧再多活几年,掌握了兵权,极有可能取代赵宋。这一点基本一致。虽有批评和议为误国的,但总的来说,并未上纲为卖国、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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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9/5/22 20:06:28 [只看该作者]

对和议,既有否定的,斥其为误国;也有给予肯等的,赞其为大功。明末清初的张岱,在其《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说:“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馀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亦犹之毛文龙以么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论者乃取以比拟,不特开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桧矣。”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史·和议》:“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廿二史札记·明史·明末书生误国》:“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认为正因为和议,所以南宋得以存在。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而反对和议,将误人家国。历史也确实如此,韩侂胄伐金,最终南宋战败,不得不杀了韩侂胄,函首以畀金,银绢各增十万两匹才达成和议。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胡适这话,发表在1925年的《现代评论》上,并非五四以降第一位说秦桧有功的学者。在胡适之前,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参看《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和议》条。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六人;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金人要立张邦昌,秦桧时为台长,和台臣进状争之。后来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时雍,用兵迫胁百官,署立张邦昌的状,秦桧抗不肯署,致为金人所执。二帝北徙,桧亦从行。……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真冤枉极了。”“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人肯负其责任了。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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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召回诸将,解除他们兵权是出于安定的需要,并非吕思勉一人的观点,早在南宋就有人持此说。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僩因问:‘当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国势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盖将骄惰不堪用。’僩问:‘如张韩刘岳之徒,富贵已极,如何责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只是他犹欲向前冢杀。’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驾驭他。若撞著周世宗赵太祖,那里怕!他驾驭起皆是名将。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於巨室”者也。’”《文献通考·兵考》引叶适《论四屯驻大兵》文:“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而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其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其任数避事,无若张俊。当是时也,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於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餽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为患矣。及张俊收光世兵柄,制取无策,吕祉以疏俊趣之,一旦杀帅,卷甲而遁。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於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於军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虽然,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不止於屈辱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疲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桧徒坐视而不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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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将领,如《文献通考·兵考》所说:“张、韩、刘、岳之徒,以辅佐中兴,论功行赏,视前代卫、霍、裴、郭曾无少异,然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寇,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则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计。”当时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将骄兵惰,仅可用于剿匪平寇,不能用于抗金,遑论恢复中原。据《文献通考·兵考》所引汪藻奏言,金兵南下之时,“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为逃遁之计,洎杜充力战於前,世忠、王?卒不为用,光世亦晏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吕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间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者,韩世忠、王?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鸣呼!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镫高会,君父在难而不恤也。” 《宋史·高宗本纪》:“丙午,岳飞弃泰州渡江。丁未,金人犯泰州,飞退保江阴军沙上。”所以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 这样的军队,如果任其下去,非但北方不可取,而且南方亦难以安定。至于朱仙镇大捷,最早见诸岳飞孙子岳珂所著《鄂王行实编年》,但绍兴十年的宋高宗诏札和岳飞捷奏里, 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中兴十三处战功录》三书中都没有提到朱仙镇之役,所以近百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岳飞在郾城和颍昌战役后是否大战朱仙镇提出质疑。
(注:文中的宗弼,即大家所熟知的金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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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邓广铭在《岳飞传》里说:“在郾城和颍昌府的几次战役当中,岳家军虽然还勉强获胜,不曾落得失败的下场,而用战略眼光来估量这场战争,却已注定是必败之局了。”吕思勉也在《白话本国史》中说:“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胜利的。然而顺昌、郾城,宗弼是以轻敌致败,再整顿前来,就不可知了。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并无胜利之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总是不利,这是通观前后,很可明白的。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人肯负其责任了。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 其实,当时的岳飞,即使没有十二道金牌,他也不得不班师,因为经过郾城、颍昌府的战斗,岳家军虽然获胜,但损失惨重,无力再战。而且兵力分散,岳飞在郾城,张宪在颍昌,中间临颍则被兀术的金军驻守,无法支援。杨再兴战死小商桥就是为了打通郾城颍昌间的通道。《宋朝南渡十将传·刘锜传》:“岳飞军屯颖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壬戌,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金人闻飞弃颖昌,遣骑追之。”岳飞迟迟不班师,是虚张声势,以防金兵追袭。才班师,马上旗靡辙乱,军皆溃散。《宋史·高宗本纪》:“壬戌,飞以累奉诏班师,遂自郾城还,军皆溃,金人追之不及。”很清楚,岳飞是“自郾城还”,而不是从朱仙镇班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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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认为,“军队最怕的是骄,骄则必不听命令,不能对外,而要内讧;内讧,势必引外力为助,这是千古一辙的。”正因为四大兵骄横,“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内讧势必引外力为助,确实千古一辙。翻开中国历史,不少外患,包括外族的骚扰,来自内讧。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周幽王用宠姬襃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汉书·匈奴传》:“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后汉书·南匈奴传》:“永初三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不但匈奴,唐高祖李渊起兵,也是借助突厥兵的。《资治通鉴·隋纪·恭帝义宁元年》:“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后唐的节度使石敬瑭起兵造反,坐困于太原,遂向契丹求援,割让幽云十六州,甘做“儿皇帝”。随后,在契丹援助下,灭亡后唐,正式即位,定都汴梁,建立后晋。《资治通鉴·后晋纪·高祖天福元年》“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至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致使中国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更是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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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和议还是杀岳飞,都是高宗的旨意。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秦桧死后,绍兴二十六年三月,高宗下“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明确申明和议是朕的决策,不能因秦桧的死而废除。虽然绍兴二十六年“冬十月己巳朔,诏许秦桧在位之日,无辜被罪者自陈厘正”(《宋史·高宗本纪》),但对于岳飞,高宗迟迟不肯给予平反,直至孝宗,岳飞才得到平反昭雪。《宋书·岳飞传》:“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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